基本的物质条件不具备,或艺术家们的心绪不宁,是很难坐下来从容不迫地作画的。对国画发展尤为不利的是,20世纪的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包括国画在内的“国粹”采取了批判态度,认为它们不科学,不能和时代同步。
西学东渐和西画广泛传播,外来的“强势文化”一度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搞得从事国学研究和国画创作的人一时喘不过气来。国画在20世纪受到的委屈和经历的曲折,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对此必须有充分认识,也必须做深刻反省。
但这是问题的一面,而不是全部。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总有仁人志士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坚持研究传统国画艺术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它的艺术特点、精神品格和存在、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他们有的发表论文、著作,向社会呼吁和宣传,有的坚守教学岗位,培养后学;一些艺术家在锲而不舍地从事国画创作。
一些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包括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关心国画的命运,作过一些重要指示,并采取了一些保护和挽救国画的重要措施,如批评当时美术界一度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安排一些国画家的生活和组建北京画院,提名齐白石获世界和平奖和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以及推荐他为德国艺术科学院院士;批准潘天寿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和提名他为苏联艺术科学院院士,批准黄宾虹为华东美术家协会主席,等等;美术界,尤其是美术教育界,担负重要职务的徐悲鸿、林风眠等人,虽然对国画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今天看来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他们是主张发展国画的,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地采用国画的工具和形式完成了不少杰出的作品,而且还在自己主事的美术院校里建立起国画专业;20世纪美术教育中的国画专业虽然存在不少问题,而且有的问题(如过分重视写实素描造型,忽视传统文化修养和技巧的训练)相当严重,但毕竟培养了相当多的优秀专业人才。
更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必须看到,那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民族传统的国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这个民族似乎有国画的传统“基因”,文化人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认”国画。虽然那时主流的社会輿论偏向西画形式,可是人们心中仍然装着国画。在群众的心目中,20世纪最有影响、最有威望的画家当推齐白石,由此可见国画之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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