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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周，围绕着异地高考的话题，各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教育部分别召开了发布会和座谈会，商议异地高考的准入门槛。9月6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有准入条件，三大条件甫一曝光，就引起了广泛争议。我们先来看下这三大门槛分别是什么。

1：家长需有稳定住所和收入

家长基本条件是，在地方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你是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尽管你不是户籍人口。

2：学生需在当地学校就读

学生本人条件是，这个学生有可能在这里学了小学、初中、高中，也可能只是高中才来，也可能高中三年都在这里，也有可能高中一年在这里。

3：城市需要这个行业的人

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我这个城市能发展到多大规模，不是说城市越大越好，要根据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

城市外来务工子女最渴望异地高考

先不说“稳定”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就只“当地城市需要这个行业群体”一条，在地方的自主定义中，就可以将异地高考的大门封死一大半。问题是，谁最渴望异地高考这个“良政”的眷顾？笼统地说，是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然而，那些“当地城市需要的这个行业群体”、“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的常住人口”，多数可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户籍，即使没有获得户籍，他们中的多数估计也有能力选择让孩子出国的途径来接受优质教育；真正的渴望者，广大外来普通务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农民工，恐怕又只能望“异地高考”而兴叹了。

在异地高考的前提条件设置上，农民工都可以在当地当选人大代表了，为何农民工的孩子还无法在当地高考？所以，应该将对家长的条件限制全部取消，设置一个条件即可，孩子在当地接受了高中教育即可。对应的招生计划配置问题，接纳专家的建议，一方面按照各省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按照一定比例公平分配招生指标；另一方面，彻底解决名校招生属地化的问题，名校的招生计划也按照各省的高考人数公平分配。这样的措施，是可行的，就看教育部能不能下决心了。

城市贡献群体：既得利益与增长利益互相博弈

目前，在北京、上海能上北大、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上海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公平的问题，显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正因为如此，才提出了异地高考的命题。如何顺利实现救济意义上的公平，专家建议可行的路线，一是按照考生数量制定招生计划，二是实行名校联考的统招制度。

怎么设置异地高考的前提条件，背后则是既得利益与增长利益的博弈。抛开所谓对城市承载能力的考量，真正的核心利益是招生资源的分配，是占用户籍地的指标， 还是占用高考所在地的指标？按照常理，在哪里创造和贡献资源，就应该在哪里获得分配和享用资源的权利。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流动人口大城市，需要面对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压力就会更大，将来设置的条件也将更加苛刻。

异地高考准入门槛苛刻 农民工子女唯有失望

在目前的现实下，通过对家长设置苛刻的前提条件的异地高考，本质上并不会产生多大教育公平的效果，而只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范围稍稍放宽了一点而已，这与《教育法》“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的规定仍有很大的差距。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母，如果农民工子弟依然因为父母是农民工而无法获得异地高考的权利，所谓的公平又该从何谈起呢？

如果按照目前的前提条件设置异地高考的准入，对广大普通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无疑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实际上，异地高考本身就不是解决教育公平的根本之道，而只是一种补救性措施，但如果我们在这种补救性措施上都看不到真正公平的决心，我们还能期望真正的教育公平吗？